旅人的告白

法國印象派(Impressionism)莫內(Claude Oscar Monet, 1840-1926)的名畫又來了，今(2013)年歲末(11月14日)在台北展出，真是愛好藝術者的福音。這個好消息令我回想起旅遊巴黎，走訪橘園美術館(Musée de l’Orangerie)，觀賞莫內大作的往事。

一個冬天午後，我依依不捨地離開羅浮宮，臨時決定走訪橘園美術館(Musée de l’Orangerie)參觀。

我跨過羅浮宮外緣的「卡魯索廣場｣(Pl. du Carrousel)，走出「騎兵凱旋門｣，隔著一條「金字塔街｣(rue des pyramides)，對面就是杜樂麗花園(Jardin des Tuileries)，而橘園美術館就位在花園的西邊盡頭。

其實，杜樂麗花園的地理位置，介於羅浮宮與「協和廣場｣(Place de la Concorde)之間，占地25.5公頃，而橘園美術館處於花園，與協和廣場比鄰，換句話說，要走過整個花園，從東至西，才能找到美術館。

金字塔街聖女貞德雕像

協和廣場噴泉
忽然，就在我跨越金字塔街之際，目睹了一場鬥毆事件，使我整個人都呆住了。那時在川流不息車陣中，一部新車突然緊急停靠路邊，一位男士駕駛迅速地跳出車門，以拳王阿里之拳擊姿勢，抱拳跳腳，當街痛打後方的機車騎士，那騎士被揍得不支倒地，直到有人出面勸架，那位粗暴的駕駛才悻悻然收手。我在路邊看得心驚肉跳，推敲鬥毆事件的原因，可能是機車騎士行駛中擦撞新車，惹火新車主人，上演一幕鬥毆事件。由於鬥毆事件近在眼前，我怕惹禍上身，竟不敢取出相機拍攝，但內心對巴黎人的優雅不免有些保留。

然後，我從入口處走進花園，觸目所及皆是綠樹、古典與現代雕像、噴泉池、草坪、鮮花，人們優閒地坐著看噴泉，孩童觀賞水池中飄游的鴨子，也有人敲擊樂器自娛，一切顯得閒適太平，有如世外桃源，真是巴黎人的福氣。

外觀像是一隻長方形的石材珠寶盒，橘園美術館北邊靠近花園有一片長形磚牆，南邊接近塞納河(La Seine)，以一大片玻璃帷幕覆蓋，而正門面向協和廣場，左右各有兩根圓形石柱，撐起三角形屋頂，中間的拱門上方銘刻館名，下方裝設透明的玻璃旋轉門，整體以淡黃色和淡藍色搭配，散發著幽靜雅致的氣息。

草坪庭院中的散佈著多尊羅丹(Auguste Rodin, 1840--1917)的雕塑傑作，包括《夏娃》(Eve)與《吻》(Kiss)等等，我登石階入館，花了7.50歐元購票，急切地直奔二樓，瞻仰莫內的《睡蓮》(Water Lilies)，畢竟橘園是以他的八幅《睡蓮》系列聞名於世的。

館內羅丹雕像

我一進入橢圓形的大展廳，頓時大吃一驚，問站立一旁的管理員說：「Is it original？｣，管理員笑著回答：「Yes｣。原來，掛在整片牆面的大幅油畫都是大師的真品，使我心情激動起來。

讓我驚訝不置的原因，是那360度的牆面上，展開莫內八大幅蓮花與湖水的油畫，元氣淋漓，氣勢浩瀚。柔和的自然光從天花板傾瀉而下，生動地照亮淡藍色的牆面，渲染得畫中的湖水流動起來，蓮葉「何田田｣地飄移，垂下的樹葉在清風中拂動，湖邊的花草香陣陣傳來。

我懷著膜拜的心情繞室漫步，環顧那卷軸似的油畫，然後坐在展覽室中央的軟墊上，細細地觀賞湖水中的睡蓮。在莫內大師的筆觸下，溫暖的陽光似有還無，藍中帶綠的湖色，深淺分明，濃淡有致，一池蓮花漂浮著白色、黃色、紫色、紅色的倒影，睡蓮以簡筆勾勒，輪廓抽象而模糊，陽光閃爍映出繽紛的顏色，春風徐來，粗黑的樹幹低垂的枝葉飄動著，如夢似幻，讓我覺得此刻身在湖邊，而不在展廳中，出現繪畫與環境交織，人與畫交融，虛幻成真的感覺。(由於該館不准參觀者拍照，因此，以該館出售的導覽手冊封面照片引介如下。)

這種足以突顯《睡蓮》的意境之展廳設計，是對莫內與捐畫者的尊敬。1918年，莫內將兩幅睡蓮繪畫捐給法國政府，而畫商紀庸(Paul Guillaume)生前大力蒐集莫內作品，由其夫人在1977年全數捐出，其無私的行徑成就了大眾的眼福，更有相關的藝術機構匠心獨具，對橘園美術館進行改建，並配合原畫的尺寸與色調重新設計展場，讓世人得以獨特的方式觀賞大師的傑作，其弘揚藝術的胸襟與眼光，真是令人折服。

接著，我轉到美術館的一樓，觀看塞尚(Paul Cézanne,1839-1906)、雷諾瓦(Pierre Auguste Renoir,1841-1919)、馬諦斯(Henri Matisse,1869-1954)、畢卡索(Pablo Picasso,1881-1973)、羅素(Henri-Rousseau,1844-1920)等人的名作。

雷諾瓦的裸體女人是我最鍾愛的繪畫，諸如《長髮浴女》(Female Bather with Long Hair)、《躺著的裸女》(Lying Nude)、《風景中的裸女》(Nude Woman in a Landscape)、《擦腿浴女》(Seated Bather Drying a Leg)等等，都在展示之列，那輕柔的光線襯托女體的優雅，膚彈可破，笑容甜蜜，表現青春與天真之美，讓我百看不厭。

相對照之下，橘園展出的畢卡索裸女畫，像是《紅色背景的裸女》(Nude on Red Background)、《擁抱》(The Embrace)、《覆蓋大巾的裸女》(Large Draped Nude)、《大浴女》(Large Bather)等等，以多變而爭議的技巧，灰白黯淡的顏色，呈現女體的扭曲臃腫，豐胸肥臀，表情木然，充滿憂慮或無助的感覺，與雷諾瓦迥然不同。

而馬諦斯畫中的女人出現不同的風貌，表達一種平和的與勻稱的韻味，一種溫柔敦厚的視覺安排，諸如《女人與小鼓》(Woman with Tambourine)、《躺下蓋巾的羅女》(Draped Nude Lying Down)、《三姊妹》(Three Sisters)、《白奴》(the White Slave)等等，或臥或站或坐，展現女人的輕鬆安逸的狀態，令人感受一股安靜單純，生活美好的樂趣。

整體看來，橘園美術館的強項，是集印象派傑作之大成，成為印象主義大師的重鎮。事實上，印象派最重要的貢獻之一，是將西方繪畫從傳統中解放出來，畫家從此不再受先前宮廷與宗教故事的束縛，而走出戶外，走向陽光與顏色，走入活人與風景，為藝術開闢了新的里程碑。

其實，印象派畫家曾經被法國畫壇排斥，拒絕於主流畫派之外，有如喪家之犬，遭人譏諷詬病。因為，當時巴黎畫家受文藝復興藝術的影響，以仿古為傳統，從古希臘與羅馬文化找靈感，向聖經故事尋題材，奉宮廷畫為正宗，產出天神、聖母、聖子之類的作品。

1870—1890年，一群年輕畫家在馬內(Edouard Manet,1832-1883)的《野餐》(The Luncheon on the Grass)與《奧林比亞》(Olympia)畫作影響下，以巴黎蒙馬特作為基地，不斷地辯論與激盪，主張埋葬巴黎畫壇的古典傳統，拋棄空洞的理想對象，將畫板移到室外，以多彩的筆觸，描繪光線的跳躍，強調色彩的效果，在當時是離經叛道之舉，卻意外地開風氣之先，從此把西方繪畫推向現代，影響後代的畫風，留名千古。

今日，我們欣賞印象派大師的大作，就是要體悟大師們反抗藝術主流派，站在權威對立面的勇氣，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，才能發揮自我的才華。

顯然，橘園美術館的主題是對印象主義膜拜，是向印象派巨擘頂禮，無論在設計、氣氛、動線、藝術收藏各方面，都不愧首屈一指，電影明星兼導演伍迪・艾倫(Woody Allen)曾經在2008年12月26日造訪橘園，在觀賞之餘大表讚賞，他說：「橘園美術館是巴黎唯一必須參觀之處｣*，雖然伍迪・艾倫的評語未免失之以偏概全，可是也不難從中推論橘園的真正價值。

*Jean-Noel von der Weid (2011)《Orangerie Museum: Visitor Guide》。Paris：Musée de l’Orangerie。

羅浮宮寶藏

The End

我是個偵探小說迷，重度上癮。因此，我到了倫敦，打定主意造訪「福爾摩斯博物館」(Sherlock Holmes Museum)，一窺神探福爾摩斯的故居。

頂著十一月底的刺骨寒風，我搭(Metropolitan線)(深土色)地鐵從King’s Cross站，途經三站抵達貝格街(Baker Street)站，出了地鐵車站右轉，就看到福爾摩斯神探的雕像豎立在街道上，有許多遊客搶著在雕像前拍照留念。

那雕像高挺修長，身披長大衣，頭戴鴨舌帽，瘦長的臉龐，突出的鹰勾鼻，嘴巴叼著煙斗，看起來精神奕奕，一幅精明的樣子。他就是名揚四海的福爾摩斯，由作家柯南・道爾(Sir Arthur Conan Doyle, 1859-1930)創造的偵探，在1887年出版的《血字的研究》(A Study in Scarlet)首度露面，觀察入微，善於推理，與助手華生醫生(Dr. John H. Watson) 同住貝克街221b號寓所，兩人搭檔解開謎團，破案無數，有如神助。

再向前方步行約五分鐘，福爾摩斯博物館赫然在目，牆面貼著圓形牌子：「221b 福爾摩斯顧問偵探 1881-1904｣。那是一棟三層高，毫不起眼的樓房，屋簷下橫式招牌上有「福爾摩斯博物館紀念品書籍骨董珍品｣等字樣，門前站著一位服務人員，穿著19世紀英國警察高頂帽盔與藍色制服，手拿著神探專用的帽子與煙斗，供來訪的遊客使用，與警察一起拍照紀念。當然，機不可失，我立即戴上警帽，叼上煙斗，裝模作樣地與警察合照。

進到一樓房內，是福爾摩斯神探的紀念品專賣店，從鑰鏈、布偶、石膏像、煙斗到書籍、畫冊等等，應有盡有，無不與神探有關。當然，我也立刻掏出錢，買了一頂帽子和一塊＜Baker Street 221b＞鐵製門牌號碼，大大滿足偵探迷的心願。

爬上二樓，就是博物館的所在處。誠如福爾摩斯探案小說描述的，有舒適的兩間臥室與一間寬敞的客廳，陽光充足，空氣流通，感覺很好。客廳地板鋪設紅色地毯，爐火熊熊燃起，沙發坐著一位工作人員，扮成華生醫生的模樣，樂意與遊客握手拍照。另外，房內擺著餐桌，餐具刀叉都具備，書桌上放著書籍、望遠鏡與老舊的皮包，牆角架著一尊神探叼煙斗半身塑像，靠窗角落擺著茶几，備有簽名簿與筆，讓觀光客留下簽名之際，順便拍照留存，確實設想周到。

再上一層樓，室內擺設破案的實驗器材，各式刀劍武器陳列於櫃中，牆上則掛著一支黑色大雨傘與一支拐杖，件件是小說中提及的物品，使得偵探迷們睹物思人，回味無窮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為什麼第一位虛構的專業神探會出現在19世紀的英倫呢？

當時的倫敦是世上最工業化的都市，也是最富裕的、忙碌的維多利亞(Victorian)大都會，富人、中產階級與窮人的階級分明，貴族行止跋扈，有錢人揮金如土，而貧民窟髒亂不堪，竊賊橫行，妓女當街，商販叫賣，疾病叢生，陰暗危險，犯罪層出不窮，例如1880年代出現「開膛手傑克｣(Jack the Ripper)，在倫敦街頭暴行殘殺，多人受害，卻無法破案，引發市民恐慌。*

助手華生

這個時代背景也許為柯南・道爾提供契機，筆下4本長篇與56個短篇以福爾摩斯為主角，破案神速，風靡讀者，大快人心，有助於社會的穩定。

因此，神探福爾摩斯應時而生，破解謎團，抓出兇手，繩之以法，社會秩序得以恢復，安頓人心。這種個別罪犯是罪魁禍首的思維，個人品質是犯罪的關鍵，全然無關社會制度、法律、風氣、習俗、生產關係，所反映的是維多利亞階級社會的邏輯。**

1893年，柯南・道爾完成《福爾摩斯最後的探案》(The Final Problem)，讓神探在與勁敵爭鬥中身亡，以便結束探案系列的寫作，不料，此舉引起忠實粉絲抗議，紛紛要求神探死而復生，甚至傳說英國皇室答應授予騎士爵位，誘使道爾繼續執筆，滿足讀者的要求，結果，神探起死回生，再臨人間破解罪案，而作者在1902年獲頒爵位，真是兩全其美。

更荒誕的是，無數的書迷堅信福爾摩斯確有其人，絕非杜撰的角色，因此，每遇困擾的難題，束手無策之餘，就寫信到「貝克街221b號，福爾摩斯先生收｣，期望神探拔刀相助，甚至有些女士寄信示愛，願意嫁給福爾摩斯，共度一生，由此可見神探在世人心目中的份量與魅力。

福爾摩斯探案的後續延伸，在影視媒體中極為風靡，出現各類版本，各領風騷，而我最喜歡的首推2012年的《福爾摩斯演繹法》(Elementary)，由美國CBS廣播公司推出的系列影集，場景搬到現代的紐約，福爾摩斯改以年輕英籍男士扮演，華生則是華裔女性擔綱，完全打破時代與性別的傳統，注入當代的精神與脈動，令人耳目一新。